中国工程院院士、云南农业大学名誉校长、云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朱有勇: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我的初心

我叫朱有勇，是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农业科技工作者。我只是响应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的号召，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知道，这份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一个人，更属于成百上千在脱贫攻坚默默拼搏奉献的科技工作者。

作为一个农民院士，为农民做点事，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就是我的初心。我出生在云南省一个边远的小乡村，曾经在个旧市卡房公社狗街大队当知青，知青生活很艰苦，但却给我留下了一辈子的精神财富。当时的农业生产很落后，农民的生活很苦，农民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干活，还是不够吃、不够穿。我经常想，要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使庄稼长得更好一些，收成更多一些，农民的日子就会更好一些，这是我最初的理想，也是我几十年来，农民需要什么我就研究什么，不断创新农业科学技术的动力所在。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响应党的号召，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这是我的使命。1981年，就在大学毕业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38年来，始终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和人民的农业科技事业努力拼搏。2015年，中国工程院定点扶贫澜沧县。这一年，我刚好60岁。不是没想过颐养天年，但作为一名党员，党有号召我们就必须有行动，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而奋斗，我义不容辞。

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是我的本分。当我来到澜沧，看到澜沧拥有丰富的资源，但农业生产落后，农民收入很少，日子过得很苦，这让我感到了深深的内疚。在很长时间里，我们过多关注文章发表和各种奖项的得失，淡忘了山里的土地和农民，淡忘了我们学习研究的根本目的。我们是党和人民培养出来的专家，用我们的科研成果改变落后的生产技术，让山里的民族兄弟和全国人民一起富裕起来，这是我们应尽的本分。驻村扶贫这些年来，我深切地体会到，把科技论文写在大地上，要比写在纸上艰难得多，但是在我们心中、在拉祜族群众心中，科技成果漫山遍野飘香的分量，比一纸论文要重得多。

作为一个驻村科技扶贫的代表，我心里很清楚，科技扶贫不仅是我一个人在努力，现在取得的这些成果，是上百位院士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年来，我们驻村扶贫的边疆村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茅草房、竹笆房变成了砖瓦房，泥巴路、毛毛路变成了水泥路，人畜混居、牛屎马粪遍地的村寨变成了人畜分离、干净整洁、绿水青山的美丽山村，这些变化不是我和我的团队能够完成的，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是省市县乡各级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的结果，他们才是真正的主力军。

我们科技扶贫的坚强后盾是中国工程院，工程院号召了广大院士专家到农村去开展科技扶贫。其中，86岁的陈宗懋院士7次到普洱澜沧开展茶产业科技扶贫，罗锡文等11位院士5次到蒿枝坝村为院士专家技能培训班学员授课，邓秀新等59名院士10多次深入云南贫困地区开展蔬菜、养殖等产业的科技扶贫。在澜沧县，在云南省，在全国扶贫攻坚第一线，有成千上万的科技人员把他们的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到千家万户，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科技扶贫的实践，再次生动地证明，科技的力量是巨大的，科技工作者在脱贫攻坚中是大有可为的。

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决战决胜的冲刺阶段，我将继续牢记初心使命，坚守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持之以恒，继续用科技的力量，帮助澜沧的乡亲们脱贫致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同时，我呼吁广大科技工作者，不负党和人民的培养，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积极投身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全力以赴，用科学技术，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澜沧县委常委、副县长刘元昕：拉祜群众为何爱戴他

我叫刘元昕，是中国工程院派驻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在来澜沧挂职以前，我没有见过朱有勇院士，但经常听工程院的领导和同事满怀敬意地谈起过朱院士在澜沧的扶贫事迹。

我第一次见到朱院士，是2018年11月19日，朱院士和工程院的有关领导一起送我到澜沧赴任，刚下飞机，朱院士就带我去他建设的科技扶贫项目基地调研，我发现在基地劳动的少数民族群众都认识他，朱院士用拉祜话跟他们打招呼，一点都没有我想象中可能会有的距离感。这又让我很好奇，朱院士又是怎么做到让人民群众如此喜欢他爱戴他的呢？在一年多的挂职工作中，我慢慢地找到了答案。

2015年，中国工程院结对帮扶西南边陲的深度贫困县、云南决战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普洱市澜沧县。面对贫困人口21.15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41%的艰巨扶贫任务，时年60岁的朱有勇院士自告奋勇：“我年轻，我来干！”。

朱院士接受任务后，第一时间奔赴澜沧。他谢绝了县里为他和团队安排的舒适住所，一竿子插到底，坚持把院士专家工作站建在了澜沧县竹塘乡云山村蒿枝坝村民小组。

为了切实做到精准扶贫，朱院士认真研究制定了“精神+产业+技能”破解贫困的科技扶贫方案。他坚信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广泛开展林下三七和冬季马铃薯等科技扶贫项目，群众脱贫致富不难。可当他把项目推广到农户家时，老百姓都不理解不积极也不支持。

为了打动群众，朱院士在村里租了一块地，带着团队人员一起亲自种起了马铃薯。采挖马铃薯的时候，村民们全都来围观，有的老人说，活了七八十岁，都没见过这么大、产量这么高的洋芋！一亩地就能赚5000多块钱，直接带动一个贫困群众脱贫。从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来找朱院士学习冬季马铃薯种植技术。

随后，朱院士又开始“盘算”起了澜沧广袤的松林，这里很多老百姓家里有松林，朱院士就把他潜心研究十余年、世界首创的林下有机三七技术带到澜沧，无偿传授给当地农户和企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本应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巨额收益，他却分文未取。

为帮助群众真正掌握农业技能，朱院士充分发挥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工作站的优势，组织院士专家，开办了免费的院士专家技能培训班，先后开设林下三七、冬季马铃薯等24个技能班，培训了1500多名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通过四年的努力，澜沧县已经探索出一条边疆民族贫困地区依托科技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到今年年末，澜沧将在现有基础上，净脱贫78227人，贫困发生率将从朱院士刚来澜沧时的41.17%降至1.61%，将提前实现整县脱贫摘帽的目标。

云南农大植保学院副教授黄惠川：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我叫黄惠川，我是朱有勇院士的学生，也是云南农业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师。

1977年，朱老师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在读研究生期间，导师问了他一个问题：“回顾世界农业发展的历史，依赖农药的时间没有超过100年，过去没有农药的时候，是怎么控制病虫害的？”他不知怎么回答，而这个他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竟成了他这几十年的主要研究方向。

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控制作物病虫害主要依靠农药。国内外专家们也都在研究各种新型农药，却很少有人探索除了农药以外的病虫害控制方法。朱老师开始寻找到一条不使用农药，就能帮助农民控制病虫害的路。

198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朱老师在云南省石屏县的一个小山村发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杂交稻和糯稻一起种在田里的时候，糯稻就没有稻瘟病。他忽然意识到，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的科学问题，就是当年导师问题的答案。他设置了一块试验田，希望能够重现这个现象。他每天穿着运动裤和塑料鞋，整天整天待在田里，从早到晚，边观察边记录。晚上，再仔仔细细把数据誊抄下来。他在这块田里整整种了7年，可是，却一直没有把这种现象稳定地重现出来。

带着萦绕心头10年的困惑，朱老师远赴悉尼大学留学，希望通过学习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解开其中的奥秘。十多年不屈不挠的钻研探索，他终于成功了。2000年，这一成果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上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引起全球关注，从此开启了利用生物多样性控制病虫害的创新之路。

朱老师经常告诫我们：“学术上、科研上要想取得成果，一定要远离功名浮躁，不要仅仅为了发文章而搞科研，而要研究制约农业发展的真问题，尤其是农民所关心的问题。”

2015年，年过花甲的朱老师主动请缨前往澜沧县参加脱贫攻坚工作。我们原以为，和他一起来到澜沧，就是搞搞调研，帮当地群众研究出一个脱贫致富的方案，给他们做做指导就行了。可是万万没想到，一来就是四年。很多老师同学都不理解，朱老师已经是院士了，为什么非得跑这么远，来吃这份苦，受这份罪？朱老师却耐心地开导大家说，“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的科研不仅在实验室里，也在田间地头。论文不能光写在纸上，还得写到大地上。”

朱老师非常关注农业科技人才的培养，他先后捐赠了400万元设立了云南农业大学“有勇奖学基金会”，来激励更多师生学农爱农、潜心研究、服务“三农”。

在跟老师共同决战脱贫攻坚的日子里，记不清跟随朱老师翻过多少座大山、走访过多少家农户，在一次次的走访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农业科技人员肩负的社会责任，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朱老师心心念念将自己农业科研论文写在大地上的那份执着。

澜沧县竹塘乡大塘子村村民李娜努：我也是院士的学生

我叫李娜努，来自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竹塘乡大塘子村，是地地道道的拉祜族姑娘。

在朱院士来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院士”这个称呼，只听人说过，那是我们国家最最厉害的大科学家。我虽然成绩不好，但我从小就非常崇拜科学家，我最喜欢听老师讲科学家的故事。只是，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也成了科学家的学生。

那是2017年8月的一天，乡上突然通知要办三七种植培训班，而且是科学家亲自来教的。听到这个消息，我迫不及待地报了名。因为，培训班只招60个人，为了能见到真正的科学家，我一定要“抢”到这个名额！在第一期院士专家指导班的面试现场，我的出现，引起了朱院士和大家的注意，这不仅因为我是我们村前来面试的唯一一位女性，更因为当时的我已经怀孕7个月了。我的真诚感动了朱院士，通过面试我正式成了院士的学生。

第一天上课，我很紧张，怕基础差，听不懂。一上课，院士就问我们：想不想致富？开始，我们只敢小声地回答，朱院士很不满意，他要我们大声地回答，想不想致富？看着朱院士期待的目光，我们都鼓足勇气，大声地回答：想！这声回答很响亮，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们穷怕了。听到我们坚定的回答，朱院士开心地笑了，他告诉我们，要致富，先得从立志开始，“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千万不要学有的村民，只会“等、靠、要”，他让我们一定要记住“争当贫困户，永远不会富”。他讲话很幽默，很有道理，慢慢的，我发现之前的担忧其实都是多余的。朱院士对我们亲切随和，就像寨子里的大爹一样。

朱院士的课，简单明了，我们一听就懂。在朱院士来之前，我家林子里那些地一直闲着，不知道能做什么。听了朱院士的课，我们才知道，原来松林下面居然是块宝地，可以种三七！这让我们又惊讶又高兴。

参加培训班，免费吃住，还给我们每人发一套迷彩服。我学习的是林下三七的种植，每一个种植的环节，从除草、翻地到移栽、防虫，朱院士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三七种植培训大多是现场教学，朱院士经常是风雨无阻，很辛苦。

那段时间，我都用心学习，认真掌握种植的每一个步骤和要点。培训结束后，朱院士把三七苗和籽分发给我们，我们就按照所学的方法，把三七苗带回家，认真完成院士布置的“作业”。对这一份“家庭作业”我很用心，第一年我家就种了2亩，作为学生，我很努力，严格按院士教的方法种植，三七长势良好，今年就给我家带来了6万多元的收入。

现在有空，我也经常到各地去帮助乡亲们种三七，每当乡亲们问我是在什么地方学的技术时，我都会自豪地告诉他们：我是朱院士的学生。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杨华：“农民院士”的农民情怀

我是云南广播电视台的全媒体记者杨华。10年前，我就是一名对口跑教育的记者，也因此认识，并多次采访了朱院士。采访过朱院士的记者都知道，要采访到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看朱院士在两会直播上侃侃而谈，实际上，他特别不爱面对媒体，他和我说过：“我们搞科研，最需要的是安安静静，最忌讳的是热闹喧嚣，宣传多了，对我们不是一件好事。”每次我联系他采访，他总是会问一问我原因，如果是与他个人获得的荣誉称号有关，他会说：“这算了，我没有做什么，不要报道我个人。”如果是与农业科普、农村发展的话题相关，他会说：“这个，可要说一说。”也因此，他婉拒了很多采访，虽然每次被他拒绝都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但他淡泊名利、潜心科研的精神，却深深打动了我。

多年来，在对朱院士的采访过程中，“农民”二字格外醒目、分量最重。2012年，他当选院士后不久，我采写了新闻报道《根植云岭大地的“农民院士”》，我查了一下，这是最早称他为“农民院士”的新闻报道。那个时候我写下“农民院士”，靠的是直觉。随着对他了解的增加，我才明白“农民院士”这四个字背后藏着他深深的农民情怀。他说：“大家叫我‘农民院士’，我心里很清楚，农民院士，农民在前、院士在后，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农民服务是我的本分！”

在澜沧的几次采访中，我听得最多的是大家对他的交口称赞，感受最深的是群众对他的深深依恋。已年过六旬的他主动担当来到了脱贫攻坚主战场，一干就是4年。4年时间里，他穿着一双胶鞋、一身迷彩服，走遍了澜沧的山山水水，踏遍了拉祜山寨的田间地头，手把手教农民种冬土豆，种林下三七，把他的满腔热血和汗水洒在了这片土地上。

2019年10月，国庆收假当天，我前往澜沧县竹塘乡对他进行了两天的跟踪采访。今年的林下有机三七长势喜人，第一次迎来了收获，在那次举行的竞卖会上，三七价格一路飙升达到8400元一公斤，在价格还要往上走时，朱院士立即叫停了拍卖。我问他，为什么？不是可以卖更高的价钱吗？朱院士摇摇头说：“三七价格过高，老百姓就吃不起了，这违背了我们的初心，吃的人多，种的人也就多，生态三七产业才能发展起来，这项绿色的技术才能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做电视的，一直想要为节目找到一个“泪点”，然而访遍了朱院士身边的人，都没有见过他流泪。直到有一天，听说，澜沧县将要脱贫，老乡们担心，澜沧脱贫后，朱院士和他的团队就要离开这里。那天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忙碌了一天的拉祜群众点燃篝火，围住朱院士唱起了拉祜民歌《实在舍不得》。这时，我看到朱院士眼里泛起了泪光，他的心已经与拉祜群众紧紧相连。村民们舍不得他，朱院士又何尝舍得下这些村民。这泪光让我更真实地触摸到了农民院士的农民情怀。